大概能有9点左右了，我们营的院内抢救工作仍在进行着，抢救组的人汗都流尽了，也没有水喝，一个个都干不动了，一时难坏了几个营首长，谁都知道，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水。整个唐山都被毁成一片废墟了，水源工程全都完了，上哪弄水去呀？水！水！水！  
    突然有人想起来昨天（快过八一节了）两个连刚进的啤酒都压在了炊事班的仓库里了。这一提醒可好，营首长们立刻决定把啤酒扒出来集中管理，先给抢救组的人每人一瓶，喝完了好救人，有伤的人一律不给喝，听说内脏有伤的人喝完水就会死的。 
    这时的大地还不时的传来余震，天气开始变化了，云层还越来越厚，看样要下雨了，大家都想：老天爷太不够意思了，地震后还要下雨，真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呀，但我们在老天爷的阴威下无能为力。   
    这时空中不时的传来飞机的阵阵轰鸣声，凭我们这些空军通讯兵的耳朵都能听出来，这是两到三架“轰五”型飞机（这种飞机在当时是一种航程比较远，侦察、拍照性能都比较好的飞机）。我们心里都很清楚，失去地面导航台的指挥，在这种能见度下，飞机根本观察不到什么东西，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了，还是赶快救人吧。  
    有线连的楼里又发现有呼救声了人们分成几伙儿顺着声音找，一时找不到准确的位置，我和几个人也顺着楼边喊着听着，突然一眼看到了营部书记温鲁生，开始还以为他是活着呢，但定神一看，呼救的并不是他，因为他已经死亡了。看来他已经抢在楼塌之前跳下了床，可能是想从窗台口跳下去（营部是在二楼住，地震时千万别想从高楼内跳出去，这样危险性更大），但为时已晚，倒塌的楼房顶将他压在了窗台上，下额正卡在暖气片上，他当时肯定知道了，想推窗台把头拽出来，可他没有成功，卡的很紧，血染红了窗台和暖气片，好凄惨的一个姿势啊！
    昨天晚上，他还带着大家排练文艺节目呢，今天他也命归黄泉了。他是一个老红军的儿子。他的爱人叫史雅芳（原来也是我们营的守机员，听说是俩人偷偷搞的对象，那年头就是那样，自己搞对象好象别人都能传出点什么花边新闻），人可好了，大大咧咧的，没个挑，上次军里文艺会演时还特意从北京赶来（实际不太远）给我们几个演员化妆（目的是给我们打气，争第一）。此时她在北京肯定不知道老温已经遇难了。  
    在我连的楼边上，人们又找到了电台台长谢俊良的遗体，他牺牲的样子与温鲁生差不多，也是想从窗台上往外跳，他的右脚已经蹬到窗台上了，物体将他的脸压的紧紧地贴在了右脚面上（平时他别想做出这种动作，我再重复一下，千万不能跳楼，成功的机率太少了，设想一下，一个人在一个晃动的房间中，又没有任何可以扶的物体，很难站稳，就是跳到窗外，也可能被倒塌的物体砸着）。  
    我连的解放牌大卡车被匡国权（湖南人，71年兵）、纪志成（沈阳人，73年兵）扒出来了，这可是军部的一辆救命车呀！军部院内已经没有能力自救了，所有伤员必须全部运到唐山机场去（这是一个受我们军部指挥的军用机场，离军部6公里，因为这里的地下煤层没有进行开采，还有这的房子基本都是低层的，所以损失特别小，将来的伤员全部要从这里向外空运），可见这辆车当时有多么重要。营首长一看天气不行了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必须赶快转移伤员有指定了一个负责人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，并要求我们在机场建个“点”，这样可以使我们的伤员相对集中一些，互相好有个照应。  
    按照首长的意图，我抢救组的同志们立刻开始往车上抬伤员，没有担架，只能用床板抬，因为伤员都要躺着，占的地方就大，抬了10多个人车就满了，我们几个小伙子又站在车上，抬着床板，把一些重伤员放到上面，有的一块床板上放了两个伤员工，当时不知是那来的这么大劲（也是年轻，身体好），只知道拉的越多越好。  
    车上装了两层伤员，能有20来个，实在不能再装了，教导员挥挥手，解放车缓缓开出了营院。这时候的马路上乱急了两边的废旁摆了不少人，横七竖八的，绝大多数没穿衣服，鲜血到处可见，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死是活，实际上大部份是重伤员，这其中有很多人被救出之后没人继续救护就慢慢的死去了。汽车开的很慢，怕压着马路上的人。匡国权跳下车去拽马路上躺着的人，有的人死了不怕拉，有的还活着一拽就喊叫，吓得他赶紧把手缩回来了，就这样在路上慢慢地走着。 
    走了一会儿，一伙市民看到有军车开来了，就把我们拦住了，要往上面抬伤员，这个时候，人都特别急，惹不得，但这些人一看我们的车上全都装满了伤员，特别是看着我们几个人站在车上抬着装满伤员的床板，实在不能再装了，就把我们的军车“放了”。  
    路边上，市民们衣不遮体，蓬头垢面，毫无目的向唐山机场的方向涌动着，他们有的抬着、有的背着、有的抱着伤员，，真象一场大战争还没有打完，人们都有无家可归了，一幅凄惨的景象。  
    从军部到机场的五、六公里路上，楼房、平房几乎全部倒塌了，到处是扒人的现场，到处是呼救的喊声，我站在车上抬着伤员，真狠自己没多长几双手，好多救一些人，现在真是无能为力了，看到这样的惨景，让人好心碎呀！ 
    唐山饭店倒塌的楼顶上有几个女服务员，有的还带着伤在扒瓦砾下的人，倒塌的楼房内不时地传出阵阵撕人肺腑的呼救声，还有的楼房倒塌后的残墙断壁上悬挂着人的尸体，有的人一半身体露在外面，而另一半被埋在废墟里无人去救，不是不想去救，而是根本救不过来，埋在下面的人比逃出来的人多好几倍，怎么救哇？（很多人的生命在此时看来好象一点都有不真贵了）此时的唐山人民在遭受着生与死的艰熬，唐山人居急切地盼望着：解放军---快来吧！  
    实际上，党中央此时已经从各种渠道得知大地震的震中就在唐山，也在安排设法营救，但是这样的大地震实属罕见，那能这么快呀。  
    汽车经过“山西二小”的校门前，我深情的看了看这个小学校的校园，这里此时比较安静，因为今天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了，学校的楼已经倒塌了，但在这里没有人员伤亡。我与张建平、张云生（沈阳人，73年兵）等几个战友是这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，经常来这个学校给学生们军训，这里的很多孩子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他们都认识我们，可因为孩子太多，我们认识他们就相对较少，过去有时走在马路上，孩子们突然从边上窜出来喊着叔叔好，那一张张可爱的小脸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（不知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，伤亡大不大，后来得知这个学校的学生伤亡惨重，有近一半的学生被砸身亡了，还有几个孩子失去了双亲，被送到石家庄育红小学了），真不敢往下想了。  
    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五、六公里的行程，第一批将伤员送到了唐山。 
    唐山机场隶属于我们军的管辖，是一个军用机场。虽然离军部只有五、六公里远，但这里的损失并不太大，主要是这里基本上都是平房，而且建筑的比较结实，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，这里的地下煤没有进行开采（这当然是听说的，我无法进行考证）。机场里人很少，绝大部份被派出去到军部和市内抢救去了，另外又组织了人员警卫或者疏导灾民。机场面积很大，能容纳很多人，但是能往机场飞机跑道的路禁止市民进入，因为此时机场内并无飞机向外运送伤员，如果放人进去，肯定会影响下一步工作。  
    我们是军部的车，警卫一看牌号便知，进入机场畅通无阻，在机场转了圈后找到了机场电话班门口停下了，因为这里有千余米的空地，有的战友们还互相认识，电话已经接到门口了，我们能得到不少方便，正好在此地设一个“点”。   
    到了目的地之后，大家赶快往下抬伤员，伤员们虽然腰折腿断的却没有一个人喊疼的，大家都咬牙坚持着，倒是我们这些抬伤员的人受不了了，一个个的手上都磨起了泡，腰也直不起来了，平时锻炼太少了。什么也别说了赶快把伤员抬下来，整齐地排在电话班门口外，汽车又赶紧往回返。我们四、五个人留下来好照顾送来的伤员，也为建“点”做好准备。此时天色阴沉，看来就要下雨了，我心里暗骂到：他妈的，刚地震完，又要下雨，这老天爷太不够意思了，伤员们的伤口一遇到水就要发炎了，另外最主要的是还有很多人埋在废墟下没救出来，一下雨就更不好救了，那可怎么办呀？不行，不能这样等着，还得想办法防雨，多救一个是一个。想办法，那有办法呀，大家急的直跺脚，还是王国良脑子来的快，他说：“老魏，咱们打着军首长的旗号到机场仓库去，那里肯定有帐篷，盖飞机的，搭起个帐蓬来。咱们的伤员就有救了。”   
    “对呀，还等什么呀，一会儿雨就来了。”   
    那时候胆子特别大，可能中南海都赶进，别说机场仓库了，就凭我们都有穿着军用大裤衩也能证明是当兵的（当时身上确实没有证明物）。我们马上赶到了仓库，仓库主任和一名战士正在门口站着不敢进去呢，一看我们是军部的，看上去还面熟，；也不敢怠慢，忙问我们有什么事。   
    我们说：“天快下雨了，军部运来伤员都在露天地下，要几顶帐篷，防雨呀。”看他还有些犹豫（实际上不是不给东西，也许怕我们进仓库砸着），又见天色要变，我们两人都急了，大喊到：“快点！要下雨了，浇坏了伤员我们让军长撤你的职”。实际上我们那有哪么大权力呀，这叫“狐假虎威”。  
    主任一看当兵的急了，也大声喊道：“急什么？我这不正在找钥匙吗！” 
    仓库大门打开了，大地又开始晃动。我们一看这房子结构没问题，肯定倒不了，不用纷说就冲进去了，拉着两块飞机盖布就往外拖，太沉了，每块都有百十多斤，真不容易呀，弄出来两块，还顺手抓起两根大木杆子，连声谢谢也没说，拖着帐篷就往电话班门口跑。   
    电话班的战友们找来一把铁锹，还拿来几根背包带，好象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大家立即动手，一会儿功夫，我们就拾起了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大帐篷，开始把我们第一批运来的伤员往里抬，当时很多没受伤的市民也要往里进，被我们劝告住了，我们允许一部份受了伤的市民进来，但没受伤的都要出去，人们很理解我们，什么矛盾也未发生，第二批伤员运来时，我们马上又安排到帐篷里，市民也开始增加了，里面挤满了200多人。   
    这时，张建平又将第三批伤员送到了，人们往下抬着伤员，我在下面做接应，突然看到一个伤员向我招手，因为他满面灰尘，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，赶快跑过去一看，咳，原来是是我的同乡沈阳兵战友，勤务连情报标图员宫生杰。   
    宫生杰看到我后就向见到了一个救命星，我刚一到他身边，他就一把抓住我（手已经没有多大劲了），另一支手指着自己的胸部的腹部，张了几下嘴，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   
    大家把他抬下汽车，放到帐篷边上的时候，我趴到他身边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看到他身上的血出有并不多，心里也挺纳昧，就问他：“生杰呀，你哪受伤了？”  
    他眼睛瞅着我并不作声，还是用手指着，顺着他手指的位置，我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，唉呀！他的胸部的内脏恐怕都被挤坏了，胸部的肋骨几乎全都被砸断了，手一碰就塌下去了，有的还支起来了，腹腔内哗哗作响，真吓人哪。但宫生杰好象并不觉得疼痛，只是有些无能为力的表情。  
    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挺住就是胜利，我只好趴在他的耳边说：“生杰，你挺着点，等一有飞机我就把你抬上去，你放心吧！”他听了之后，轻轻地动了一下头，表情比较满意。我们把他安置在了帐篷里面，又去安排其他伤员了。  
    10点多钟左右，天色突变，一场要给唐山带来更大灾难的大雨降临了。战友们都说：“这可坏了，埋在废墟里的人那么多，更难抢救了，还不把人活活闷死呀！这老天爷太不够意思了。想着想着，就见雨越下越大，老天爷真和我们叫上劲了，因为我们搭的帐篷太大了，中间只支撑了一根竿子，有些受不住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，如果帐篷塌下来，雨水浇到伤员身上可苦了大家了，紧急关头，可不能让这些伤员在我们面前再遭罪了，我与王国良、刘树海、女兵张桂英（他们三人都是天津兵）等几个人一看不行了，都红眼了，不用纷说，一人拉住帐篷的一个角，使劲往外拽，扩大了帐篷的面积。   
    大雨好像要考验我们，叫着号的往下泼，我们几个人在不同的角度使劲往外拉，拉出了帐篷顶上的一道水沟，雨水顺着水沟流下来，从我们每个人的前脖子到脚猛烈地浇下来，但不管雨怎么下，我们谁也不肯撒手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手中拉的帐篷就是这些伤员的命，一切都得豁出去了。女兵小张来回跑，帮这个拉一会儿，帮那个拉一会儿，可是她跑到哪就会听到喊声“这不用你，去帮他们吧！”一种无畏的精神，一种无私的奉献，体现了人在非常时期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，也可能这种境界在平时根本就很难出现或是很少能够出现。   
    就这样，大雨下了40多分钟，我们拉了40多分钟，大雨终于慢慢地小下来了，我们几个人都木呆了，拉帐篷的手使劲的握着，裤衩和背心都被冲的走了形，只觉得胃部一阵阵痉挛，眼前直冒金星，但手还在拉着。   
    机场电话班的战友们趁着此时没有余震的机会，钻进屋子找来几根电话线，大家大家帮忙把帐篷角都系好，捆绑到树上，这下可好了，我们可以腾出手来干别的事了。为了不让雨水往帐篷里面灌，我们又将四边挖出一条排水沟，把水向低处引。此时机场电话班已沟通了与军部的联系，并向军部报告了我们在此地的情况。首长们指示我们要把送来的伤员照顾好，还说让我们做好准备接纳更多的伤员。   
    根据情况，我们一方面清理没受伤的人，将他们请到外边去（大部份是一些灾民，没办法呀，就得这样做），另一方面将我们自己的伤员集中，腾出更多的地方安排其他伤员，受伤的战友们很理解我们，看我们为抢救他们都不要命了，个个咬着牙，忍着痛让我们搬动，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情：让更多的伤员进到帐篷里面来，多救一个是一个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魏凤江